古代中国的水师传统源远流长，早在春秋时期，吴楚两国便在长江流域展开水战，战船分大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船等名目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在岭南设南海尉，以楼船士镇守水域，但规模有限。两汉时期，水师渐成定制，汉武帝征南越时，曾令伏波将军路博德率楼船十万，自湘江下漓水，又使楼船将军杨仆从寻阳出豫章，两路夹击。东汉马援征交趾，亦以楼船二千余艘渡海，其船队载粮储、兵械，远航能力已相当可观。然而汉代水师多用于内河与近海，缺乏远洋作战记录，其战船以楼船为主，高可达十余丈，上置拍竿、抛石机，但机动性不足，遇风浪易倾覆，故其强在规模与威慑，弱在远海适应力。

三国时期，水师成为割据政权胜负手。赤壁之战中，孙刘联军以火攻破曹军，关键在黄盖诈降时以蒙冲斗舰数十艘载燥荻枯柴，灌油其中，此战术依赖水师对风向、水流的精准把握。东吴水师尤为精悍，孙权曾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，即今日台湾，这是正史记载中首次大规模跨海远征。吴国所造“飞云”“盖海”大船，可载士卒三千，甲板上能驰马，其造船技术已领先北方。但三国水师活动范围仍局限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，未形成全球性视野。

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北方政权亦重视水战。前秦苻坚南下，曾以百万之众，其中水军沿淮、淝并进，但淝水一战惨败，水师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皆以水军为立国屏障，梁朝侯景之乱时，王僧辩、陈霸先率水师自江陵东下，以巨舰连锁，大破侯景叛军。此期战船技术革新，出现“拍舰”，装设大型拍杆，可自上而下拍碎敌船，但总体而言，水师多用于防御与内河控制，缺乏进攻性远航。

隋唐时期，水师随帝国统一与对外扩张而壮大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，曾令元弘嗣督造“五牙”大舰，高百余尺，左右前后置六拍竿，高五十尺，可容战士八百人，此船型为当时世界最大战船。唐太宗征高句丽，亦以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，攻卑沙城，水陆并进。唐代水师更远航至南海，与阿拉伯商船争雄，广州设市舶使，兼管海防。但唐代水师主力仍为内河与近海舰队，其远洋贸易多赖民间蕃商，官军水战记录中，白江口之战最为著名——唐将刘仁轨率水军与倭国水师战于朝鲜半岛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倭船四百余艘，此战确立唐朝在东亚海域的绝对优势。然而，唐代水师缺乏常设编制，多临时征调，战后又解散，故其战斗力依赖将领与临时动员。

两宋时期，水师进入制度化的黄金时代。南宋偏安江南，长江天堑成为生命线，朝廷设沿江制置使司、沿海制置使司，专辖水军。建炎年间，李宝在胶西（今青岛附近）以水军三千、战船百余，用火箭、火球大破金军舰队，焚毁金船数百，此战为宋金战争转折点之一。南宋水师还装备了“车轮舸”，以轮形桨叶踏动前进，不依赖风力，机动性大增。更有“铁壁铧觜”战船，船首装铁制铧嘴，可撞击敌舰。但南宋水师主要防御内河与近海，未能突破近岸，且面对蒙古骑兵时，水战优势在襄阳、临安等关键战役中未能持久。

元代水师最具突破性。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，至元十一年与至元十八年，分别出动战船九百与四千四百艘，兵力达十万与十四万之众，此规模空前绝后。元军战船虽多仿宋式，但数量庞大，且能跨海作战，从高丽合浦至九州博多，航程数百里。然而，两次征日皆因台风（即“神风”）覆没，损失惨重。元朝还曾远征占城、爪哇，水师航程远达南洋群岛，其远洋投送能力超过前代。但元水师依赖征发民船，兵员混杂，将领缺乏水战素养，故虽船多势众，实际战斗力未必胜过南宋精兵。

明代水师达到古代巅峰。明初，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大战，双方投入战船数千，陈友谅以巨舰“混江龙”“塞断江”等，朱元璋则用火攻，焚其舰队，此战奠定明朝统一基础。永乐年间，郑和七下西洋，每次率宝船六十余艘，随员二万七千余人，最大宝船长四十四丈，宽十八丈，设九桅十二帆，载货与兵士，远航至东非肯尼亚。此舰队之规模与航程，在当时全球无出其右。明代水师还设卫所制，沿海设水寨，如福建的烽火门、南日山等，专司巡哨。嘉靖年间抗倭，戚继光练水军，造“大福船”“海沧船”，配合火器，屡破倭寇。万历朝鲜之役，明军水师与朝鲜李舜臣联手，在露梁海战中大破日本舰队，焚毁日船数百，此战为东亚海权争夺的经典。明代水师不仅装备精良，且战术成熟，已能运用火炮、火箭、火铳等热兵器，远距离杀伤敌舰，其综合实力远超唐宋。

清代水师虽承明制，但逐渐落后。康熙统一台湾时，施琅率水师三万、战船三百，攻灭郑氏，此役尚有明末余风。但此后闭关锁国，水师废弛，战船仍用旧式帆桨，火炮射程与威力亦无进步，鸦片战争中英舰以蒸汽铁甲船轻易突破虎门，遂致败绩。纵观历代，若论水师综合实力——包括战船规模、远洋能力、装备技术、战术水平与实战战绩——明代水师无疑居首。郑和宝船队的远洋航行，不仅超越前代，亦为后世纪录，其舰队之庞大、组织之严密、导航之精确，均达到古代航海文明的顶峰。而明代水师在抗倭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，亦证明其不仅能远航，更能实战。相较之下，元代虽船多但组织松散，宋代虽精但限于近海，唐代虽胜但无常备军，故明代水师实为古代王朝之最。